“现场永远都是精神焕发、斗志昂扬”，“金导的脑袋里肯定是装了芯片，CPU还是酷睿双核的”，这是一些跟导演金韬合作过的演员对其的评价。
在采访的当天，金韬穿了一件Columbia的草绿色毛衣，在这个北方的初冬里倍显生机。“是不是很年轻态”，金韬阳光洋溢的向记者反问道，对于自己的状态和衣着甚是满意。
心态阳光、幽默、神奇的反应速度是这个年过六旬的第五代导演身上体现出的特质。而对当下影视市场中文化缺失的强烈危机感也成为金韬这代导演身上挥之不去的痛楚。
“导演”已走远
金韬，16岁当兵，22岁转业，之后做了两年警察。
那一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北京电影学院第一次招生，金韬在北京考区考了第一名，之后成为导演系第一届学生会主席、首任班长。毕业后拍摄了一系列像《老少爷们上法场》《长征》《公安局长》等众多脍炙人口的影视剧作品。
如今担任着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会长的金韬，已在这个行业行走了近四十年，对这个行业的感情和认知不言而喻。
在当天的采访过程中，当记者随口说出导演还是一个专业性比较强的“工种”时，立刻遭到金韬的反驳，“工种不准确”，“我们一般认为工种是一种流程性很强、规格性很强的事，导演不是，导演是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金韬非常认真地向记者解释道。
面对近几年演而优则导的现象，在金韬看来，演员当导演，一直是中国电影史上的普遍现象。“这个普遍，不是因为人员的比例，而是年代的久远。比如说《红旗谱》、《青春之歌》、《小兵张嘎》的导演崔巍，曾是非常棒的演员。”
不管是演员还是其他职业转行做导演，金韬认为这个人必须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了解，“拍戏是导演把自己的艺术个性放到整体创作中，以此展示自己的组织能力、才华和对生活的理解。”
“如今不是了”，金韬直言，“现在是大家在帮一个导演完成他的工作”，在金韬看来，很多人做导演更深层的原因是为了服从市场需要，“这种需要不一定是导演本人的”。而当下一些电影中对传统的嘲弄有时候会成为一种新锐的艺术风格，在金韬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在美学和电影语言上有多新锐，“那些跨界人士创作出来的非电影表现，不应该成为他们沾沾自喜的资格和理由。”
“真正的导演应该是对生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这是金韬对导演本真的理解，“票房影响和市场影响不一定全做到，但起码要做到有意义。”
金韬认为当下的很多影视作品是没有意义的。香港无厘头电影刚进入中国时候，这种文化现象之所以引发国家和政府讨论，“一个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完以后，总结为‘无益、无害、无聊’”，金韬告诉《中国广播影视》记者。
“我不是毕加索、梵高，我没有理由、更没有资本去以他们的艺术观和艺术价值对于人类的艺术贡献来评价我和要求我，但无论是梵高和毕加索，都没有想到过，他生前的富有和生后的价格，我用的不是价值而是价格”，金韬强调道。当一部艺术作品，首先假定它是艺术作品，在没有做的时候，先考虑的不是艺术价值，而是市场价格，“我不看好这种东西”。
金韬呼吁有意思有意义作品的出现，特别希望中国的文化现象，真正出现有“高原还有高峰”的境界。
“我们有过期待”，曾几何时，中国电影由于影人的共同努力，得以走出国门，在金韬看来，“那时我们的电影的文化构建，语言更新，内容表述，还有理念的传达非常好”，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听说世界的大电影节都可以拿钱去买，因为大家都缺钱花。中国就是有花不完的钱，于是就用钱来自己糟害自己”，金韬说道。
在他看来虽然自身已多少远离市场，但却从未放弃一个真正导演的追求。
市场凶猛，没有市场更可怕
我们不能回避的是，这是一个导演不再为自己的理想和梦想去表述和拼搏的时代，“在经济和资本完全把控艺术的时代，当艺术完全进入产业化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再没有资格呼唤大师了”。
在金韬看来，市场也不允许大师的存在，这是一个缺乏大师的时代，大师可能产生价格，而大师的最大文化奉献是价值。但目前的价格体系里不产生大师，“一定是这样的”，金韬感慨道。
中国的电影市场一直被好莱坞的制作商所垂涎，因此他们放下身段，参与到国内市场的角逐。市场很可怕，没有市场更可怕，问题是我们到底该如何去把握市场和市场化的程度。
中国电影曾有过十分窘迫的年代。究其原因，是因为那时高大上的政治影片和一些无厘头的东西，把观众逼出了影院。伴随电视剧的相对崛起，电影界有着十分惨痛的人员流失。包括金韬自身，“本来拍的很好的电影，我不干了，就去拍电视剧。”
在电影经历那样一个阶段后，现在出现市场的繁荣，并非一件坏事，尽管资本有对文化的“格杀”，使得很多人“痛心疾首”，“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艺术追求，大部分艺术追求也都没能付诸实践”，金韬直言，原因就在于资本对于文化的选择，资本对文化选择的盲目性促使文化出现了退化。
“这种文化退化现象，我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当一个国家真正从经济上繁荣起来需要文化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已经没了翅膀，不能涅槃，真的很可怕”，金韬充满了深深的担忧。
“但是没钱你又能干什么事呢？”金韬感慨道，而在钱以外，要考虑的关键点还是回归观众和创作规律。
应该承认电影在实现充分市场性的同时也有了真正做大做强的基础，而那就需要把审美和主流价值放到全人类的高度去看，“全人类需要什么？”文化有自己的标准，不同的国家有不同标准，但是人类一定有共同的标准。“我们为什么不朝着这个标准去努力？”这是金韬给出的思考。
电影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当下，电影已经成为当代观众、特别是年轻人生活中常态化的文化欣赏方式。
年轻人去看电影，需要一种仪式感和无意识的共同效应。一个人听相声怎么笑都尴尬，十个人听相声就有一种会心，一万个人听相声那就是气场，仪式感是需要气场的。因而在当下浮躁的社会生活和心态下，或许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的内心是安宁和稳定的，“如果在快乐以外我们再给它一些别的东西呢？”金韬略有所思的问道，“可能大家都觉得越简单越好。不过现在的电影观众也确实太简单了些，居然没有其他方面更深层次的渴求。我们电影本身的创作者应进行稍许的引领。”
金韬看完《夏洛特烦恼》后，意识到国人对电影要求并不高。他们从那样的一种喜剧形态中看到自己的心境、个人经历，欢笑过流过泪，“就满足了。”
《夏洛特烦恼》从艺术水准上不是特别高超的作品，但是它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就是我们完全可以将健康的理念融入到不同的电影艺术形态、市场形态中。“假如夏洛特的制作再好一些、剧作再好一些、导演再好一些，那它不就更好好了吗？”
对于国产电影的未来，金韬还是充满信心。
找准时代标记
与电影市场相比，现在的电视剧题材市场越来越模糊，“当时拍电视剧特别自信，这片子只要我拍完，肯定不愁卖，收视率一定高。观众对电视剧欣赏需求也比较简单，只要故事好看就行，现在不是了”，金韬如是说。
在金韬看来，中国的电视剧产业，除了其自身的技术形态和文化形态在发展中有所淘汰外，产业化和市场化把电视剧搅得有点乱，更重要的是业内人士对自己从事行业的不尊重。
除了万人痛恨的收视率，电视台购片人员对于艺术品质的漠视，“没有一个懂故事，他们只看脸，现在一部剧只看颜值行吗？他们把天下搞乱了，自己又收拾不了天下”，对于自己从事行业的现状，金韬非常痛心，而“将来真正来收拾电影和电视剧市场的还得靠艺术家，这是永恒的规律，商业化走再远也跑不出作品的艺术规律本身。”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产生作品的土壤和条件。
“现在我去找能演《长征》的瘦演员我都找不着。那个时候说跟我上雪山下草地，一挥手演员都上”。拍《长征》时，金韬在雪山拍了两天，在草地拍了七天。最后下雨时，直接就把水管搁到臭泥塘里抽水往演员身上喷！那时没有一个演员带助理。“现在没有那个文化氛围和创作环境，连草地都没了，土壤早改良了”，金韬苦笑道。
那在这样的文化市场我们就一筹莫展、无所作为吗？
显然不是，作品的时代标记很重要，“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认识时代标记“，金韬直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追求和理想，在创作中成长为时代标记。金韬现在也在做一些准备，“尽管这些准备似乎看着很遥远”。目前金韬正在筹备一个与中纪委和广东省纪委合作的电视剧，以及几个电影项目。
“你以为这种反腐题材就没有时代印迹了吗？反而这印迹非常真实，同时也必须是接地气的，我一点不认为这样政治性很强的作品就一定要跟人性和人情对立起来”，这是这个时代金韬的创作态度。
而整个电视剧产业，在金韬看来，即将繁华不再，电视剧将以一种很平淡、很日常的状态维持下去，“没有大的影响、大的交易，也就没了大的黑箱”，有这样一些人拍一些内容，在日常生活中流淌着，大家愿意看就看，因为市场已经没有那么大，也就注定不会再受那么大的瞩目。而大部分的创作者是回归到电影或是是转向网络剧。
“我说得肯定对，不信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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