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全记录第三部分

第四届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全记录第三部分
   吕巍：我们知道中国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二十年前，上海市政府、欧盟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起来创建了一个新的商学院，叫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今天这个学院成为了在中国大陆以及全球非常领先的学院之一，在《金融时报》上的排名非常高，并且创造了一个新兴市场的新的商学院模式，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John A.Quelch教授为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会场的时候讲的是品牌管理，当时我是他的翻译，后来我们去哈佛大学进行回访，当时他还是哈佛的副院长。Quelch教授还担任过伦敦商学院院长的职务，后来他希望在职场上更进一步，所以来到了新兴市场。现在他已经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作了几个月，所以关于如何在新兴市场建立一个成功商学院方面会有很多跟大家分享的要点。


    John A.Quelch：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回到这个会场，安泰学院是上海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管理学院，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很多政府的支持，其中包括沈副市长、上海市长，还有交通大学的校长先生给予非常多的支持，我向对大家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们的教授都是在美国常青藤大学的顶尖学生，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因为如果是非美国籍想在常青藤获得领导职位的话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在中国有很好的师资融合，包括中方和西方的融合，今天清华的朋友也来到了这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商学院，在中国和美国都做了很多工作，为我们的商学院做更好的教学方面的设计，培养出更好的学生。刚才Sally和Pascal讲到了在这个日益变化的环境中商学院教授和商学院所要采取的一些措施，我的报告更多的是关于中欧商学院的具体情况，因为我们是一所年轻的商学院，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印度和俄罗斯的一些年轻的商学院，我相信大家能够从我们的经历中获取一些益处。


    对于中欧商学院来说，我们从一开始就保持了始终如一的价值观，但我们的使命和愿景是有一点变化的。现在我们的使命和愿景变得更加雄心勃勃，我们也相信在未来数年可以完成这样的愿景和使命，我们在未来也将会更加侧重于有责任的领导力。有责任的领导力是植根于中国的深度和全球的广度当中的，中国的深度和全球的广度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后面我们会进一步阐述这样的结合。而且我们处在一个独特的市场位置上，我们相信我们的定位也是独一无二的，并且是植根于我们这样一个合资的根基，并且可以引领我们商学院未来的发展。刚才吕教授也提到了，我们事实上是欧盟以及中国的一个合资学校，后面也会进一步介绍我们的渊源。我们的定位和时尚是非常相关的，并且我们在未来十年也要保持这种定位的相关性。


    我们知道东方和西方的投资贸易流动正在逐渐加速，这使很多国际公司来到中国，并且在中国生根、发展、繁荣，也有很多中国的企业正在走出去，走到世界的其它国家，有效地运营他们的业务并且取得成功。除此之外，我们对于东方和西方桥梁的角色是非常看重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我们不是把西方的一些史鉴搬到中国，而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转换和适应，比如在治理方面就是一个转换和适应的工作，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反向学习，就是把中国的经验介绍给西方，未来这一趋势将会日益重要。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市场的经验在以美国主导的全球期刊上得到了认可和发表，事实上在数年前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现在全球经济的重心转移越来越明显，所以对于很多学习和科学的期刊，他们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个趋势，并且认识到了世界上发生的充分变革，以东方为基础的研究也得到了在国际期刊方面的充分认同，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和市场研究，我们也可以从这些数据和研究中得到很多的收益。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讲讲我们和中欧商学院的渊源。作为中国和欧盟的合资，我们有两个实体赞助人，这对我们中欧商学院的日常运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是上海交通大学，因为中国和欧盟签署的是广泛的框架性协议，双方都有一个具体负责任的实体支持这样的协议。交通大学和CBS的校长就是相关的负责者，通过我们两个学府的合作也获得了很多的益处。除此之外，EFMD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他们的负责人是Marry-Conwell。如果我们看看我们合资机构的治理结构，大家可以发现我们的治理结构是对称的、平衡的，50%的董事会代表是中国人，50%的董事会代表是欧洲人，有些是来自政府的人士，也有一些来自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市政府的代表，他们分别来到欧洲和中国的校董事会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理结构，非常简单、非常平衡、非常对称，并且非常有效地管理我们的机构。因为我们是有两个院长、两个校长在为中欧的商学院工作，有中方的校长、欧方的校长以及中国的院长。昨天下午中方的张维炯教授也发了言，我是另外一位院长，这是我们的合作模式和共同工作的模式。我们的办公室距离非常近，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我们在我们机构的愿景和使命方面达到了一致，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们还有12000名校友监督我们，确保我们中欧商学院的发展是正向的，是向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的。而且我们在管理架构方面都有分享我们的责任以及工作。在刚才Arnound和Sally描绘的日益变化的世界中，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领导者送到世界相应的教育机构，确保他们正确地引导学院的发展。还要确保和政府的紧密合作关系，有些是需要负责其它关系的发展，所以我们不可能让一个人做所有的工作，我们需要两名院长帮助我们进行各个方面的联结、互动和发展。


    过去几年来，中欧商学院在战略和学校发展方向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调整。我们现在在中国越来越从世界工厂的模仿转移到了创新这个方面上，而且中欧商学院也把从教学作为主要的关注点转为“研究+教学”的关注点，并且从知识的传授转到了知识的创造。此外我们也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平衡，在访问学者、专职教师和全职教师之间做出一个平衡，因为我们需要整个知识群体的支持，其中包括很多全职的教职员工，也包括兼职的教师，所以我们现在有75%的课程内容是由全职教师来授课的，事实上对我来说这也还是偏低的，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做出更多这方面的努力。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


    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明了，但是非常重要的表格。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我们都在告诉大家如何让一个商学院腾飞，如何让一个商学院成功。实际上对于一个年轻的、刚刚诞生的商学院来说，一开始要在教职员工的培养上花费很多精力，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让这些教职员工有很好的工作的话就很难取得成功，所以我们还要给我们的学校建立一个独特的使命和愿景，能够让有价值的人被这些使命和愿景吸引并加入我们，如果没有顶级的教职员工就不能吸引顶级的学生，没有顶级的学生我们就很难吸引那些顶级的公司，如果没有顶级的公司，作为雇主，我们的学生就很难去找到顶尖的工作，这样的话我们的校友就不会有足够的成功。我非常感谢中欧商学院提供的课程，因为如果没有学过这个课程就不能取得现在的成功，所以它其实是我们整个成功链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不断地坚持投资，并且支持我们的教师队伍，能够让他们得到很好的待遇、很好地留存这些教师为我们工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紧密的链条。如果要让这个链条开始运作，我们首先需要建立一支很好的教职员工队伍。教职员工的队伍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国的经验，很多非常好的学校都有非常漂亮的建筑物，但是他们的软件并不像硬件这样棒，虽然他们的教学大楼很好，但是他们很难实现一个长期的学术机构所要达成的目标，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没有好的教师队伍就好像只有乐器没有演奏家，就好像有一个管弦乐团但没有很好的小提琴手一样。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不断地提升我们的师资队伍。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对于全职教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作为一个中国深度、全球广度的学校，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中国教师和外方教师的平衡，如果我们想要在中国深度上下功夫，要想在这方面取得优势的话，对于所有的商学院，包括我们商学院都必须作到这一点，我们要比中国的商学院更好地建立中国的深度，比那些外国的商学院更加重视全球的广度，在这两方面都要取得成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师队伍当中有50%的中方教师、50%的外方教师，另外MBA当中大概也是50%的中方学生和50%的外方学生。


    除了这些，我还想谈谈我们的教学课程项目。我们中欧商学院的模式是我们MBA是整个课程和收入群体组合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我们全球声誉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收入来说，我们MBA课程和兼职的金融MBA，它们是占我们整个学校收入的70%。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并不是非常强调我们整个学位的学习，我们会更多地强调我们的跨学科，我们也希望我们学生之间取得相互互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我们的中国学生，还有我们多元化的不同的学生，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结合，而不只是强调学位的学科。


    对于我们中欧商学院来说，我们学院的发展动力其实就是我们的EMBA，我们每年的毕业生大概有800名，其中700名学生都是针对中文的学习，我们也会提供同声翻译，还有60名全球EMBA接受的是英文的学习。可以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学生，包括来自上海的学生也能越来越习惯英语EMBA课程。此外我们还在西非有些学生参加了中欧商学院的学习，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整个商学院的收入50%都是来自于EMBA的，所以MBA只占我们收入的15%，EMBA占到我们收入的50%。我们也可以看到，EMBA的课程可能更适合于高管这些更年轻的学生。另外我必须承认，如果要在中国进行商业学习或者商学院的教育，现在可能还是不够的。因为现在在中国参加MBA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几乎高管都会考虑MBA的学习，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基本上30-40岁的高管在读MBA之前可能没有接受MBA的学习，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对于MBA和EMBA的课程会非常担心。刚才说到有700个这样的中国学生从我们的EMBA毕业，但是我们应聘的，或者希望参加EMBA学生报名的人数其实要超过1000人，我们只是招收了其中的700名左右，也有一个筛选的过程。另外我们可以看到EMBA这种成本结构肯定会比MBA的结构更好，对于我们EMBA来说，我们不像MBA有专门的教学委员会这样的很严格的限制，我们也可以看到EMBA整个收入结构都是一个更好的课程，我们也没有什么奖学金，应该说EMBA的现金流是非常好的。EMBA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应该说EMBA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如果一个学校主要是关注MBA的话，哈佛商学院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和出版物。EMBA的教学重点和MBA可能是有所不同的，学术方面的研究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EMBA的特点是学生对学校的要求会更加严格。大家知道EMBA的学生可能是40多岁了，MBA的学生有些可能只有20多岁，所以我们对于EMBA的课程必须进行更加有效的组织。对于我们来说，EMBA的教学标准会更高，但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EMBA这种更高的学生要求、更高的教学标准也可以和我们MBA的课程进行分享，从而共同提高我们教学的水准。另外EMBA的学生也可以去带我们MBA的学生，我们有三分之二的MBA学生都和EMBA的学生进行了结对。EMBA的老总们也可以为MBA的学生提供一些实习的机会，EMBA的学生作为高管也可以更容易地为MBA的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而且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实战的经验。对于我们的EMBA学生来说，我们大概有2万万个校友，其中17%都是来自于中国企业的CEO、老总和董事长，你可以看到这些校友其实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资源网络，而且他们也是覆盖了中国的很多行业，这17%的中欧商学院校友其实也是中国社会的很重要的动力。一般的学生可能要花20多年才能有这么多的校友资源，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在很短时间之内集聚那么多高素质的校友。


    EMBA和MBA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欧美和中国的不同，EMBA其实是一种旗舰式的课程，但是在欧美有的时候讲得太综合性了，我们在中国也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课程的专业性，还有在伦敦经常有一些人说他们欧美的东西太传统了，学费也不是很优惠。在欧美学校开设EMBA课程的话资源会非常受限，因为他们的税收制度和其它种种限制使得欧美的EMBA并不是那么蓬勃地发展，但是在中国这些新兴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EMBA其实在一些顶尖的商学院都是非常蓬勃发展的。比如我在和中欧商学院的一些校友交流的时候，一个是哈佛商学院的损益表，一个是中欧商学院的损益表，如果看我们两个商学院的话，我们的整体收入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去看哈佛商学院的收入，他们的收入当中有多少比例能够转到这些师资方面，而且你可以看到哈佛商学院这些老师的负担和他们获得的财务资源比例和我们的中欧商学院就是不一样的。对于哈佛商学院来说，他们的很多收入都是出版这些案例分析，整个收入成本和结构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商学院其实就跟一个企业运营一样，和其它商学院是不一样的。就像Around教授所说，我们的很多校友就是商人，我们不需要他们做捐款和慈善，我们希望他们做一个投资，让校友投资到我们的学校。我们相信这些校友把他们的资源投入到我们的学校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品牌的宣传，不只是一个无偿的捐款而已。对于我们商学院来说，我们更像一个企业，按照企业计划来进行运作。


    EMBA课程都有哪些挑战呢？我们对于EMBA师资力量的要求更高，要教一个40多岁的学生绝非易事。你要知道，在中欧商学院，不是说你是一个学校的教授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到我们这里来教授，这肯定是不够的，我们会有更高的要求，我们要确保在我们EMBA的师资力量真正能够去教这些高管人员。很多时候我们是对这些教授感到抱歉的，我们解职了很多教授，因为对于我们EMBA的课程很多教授没有办法胜任，因为我们会有更高的要求。今后我们也更倾向于请一些全职的教授进行教学，我们也可以看到EMBA的整个结构，特别是成本和财务结构是不同的，我们也要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取得平衡。不管怎么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招聘教授的时候都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在招聘我们师资力量的时候不仅是有研究能力，而且还有真正教授高管人员的能力。我们在中国也是大受好评，有些人认为我们中欧商学院是非常优秀、卓越的，但我觉得我们也是非常幸运的，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有那么多的人愿意接受商学院的培训，我们也是非常庆幸我们的运气。对于MBA的学生来说，这些学生也能够到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商学院和沃顿商学院作为交换学生进行交流，都是一些顶尖的商学院。另外我们也会对我们学位的课程进行研究，我们会和一些非商学院的学校，包括一些国外非商学院的学校共同合作开设课程，包括美国弗莱彻斯学校，我们中欧商学院和美国的这些学校在两地进行硕士的课程，他们也可以在两地学习他们联合硕士的学位，两个学校都会颁发硕士学位。另外我们也会和其它机构共同合作，可以看到我们的交换学生也是互动的，其它的商学院也会派学生到我们这边来，我们也和Insight、沃顿和哈佛有一些高管发展的EDP项目，我们也和一些其它的国际机构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很多国际机构也认为中欧商学院是在全球商界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所以我们也和这些国际机构进行了合作。我们也和世界经济论坛进行了合作，他们的管理层和员工来到我们这里学习，我们也会去支持他们的活动，与此同时我们也和中国的企业家俱乐部签订了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我们也希望与他们进行更加精诚的合作。


    应该说在我们的战略当中有五大要素，我们也会从教学慢慢转向研究，我们也在关注中国的深度、全球的广度。我们会继续推进EMBA项目，也会更多地招聘一些有全球视野的师资力量，更好地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合作实现共赢。说到我们的合作，很少有机构在合作的过程中真正有这种战略的能力，但是我有这样一个建议，由于我们中欧商学院其实是有双重血统，就是中国和欧洲的血统，可以看到我们的学生、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校友能够真正理解什么叫做合作，因为这是我们学校的课程所决定的。因为很多学术性的研究机构，他们很少能够真正在学校内部学到这样的合作，对于我们学校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例子。在此之前我所在的学校并没有真正做到这种合作，很少有哪个机构能够真正做到这种合作。我们学校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院，很多事情我们自己没法完成，所以一方面要挖掘自己的潜力，另一方面也会更多地找我们的合作伙伴。合作伙伴的能力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我的作用。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


    吕巍：非常感谢John的报告，在过去的18年间我们可以看到中欧商学院的蓬勃发展以及成功经历，中欧商学院是中国一所非常独特的商学院，它的管理系统是非常独特的，所以他们有更多的资源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不管是EMBA还是其它教学项目都是如此，但是大多数的中国大学，包括韩国、台湾、日本这些顶级大学，他们大多数时间是国家性的大学，所以他们会有一些相应的具体情况。我们知道清华大学是中国领先的大学之一，改革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话题。2006年举办第一场商学院论坛的时候钱教授也提到了清华的领导，现在7年过去了，他仍然在清华大学任职，这确实很让我惊讶。他作为清华的领导者，这实在是很重要的工作。下面就有请钱颖一教授为我们讲一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情况。


    钱颖一：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事实上我在清华能够活下来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奇迹。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为大家做报告，我是怀着一颗谦卑的心和这些伟大商学院的院长们在一起交流。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一下商业教育方面的话题，尤其是商科市场的教育。我的教育是和商科教育密切相关的，尤其是清华大学的商科教育，但是我很喜欢新兴市场这个词，因为我相信中国确实是一个新兴市场，而且对于我们国家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听了我的报告你就会更加明白为什么我喜欢新兴市场这个词。


    首先要跟大家讲一点，作为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任职六年来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在新兴市场的商科教育应该做两件事情，而且这两件事情要同时去做。一个是“追赶”，另一个是“飞跃”。《Financial Time》的记者采访过我，那时我说的话都发表在这份专刊上，这是6月份的采访。对我来说新兴市场这个词非常重要，商学院在新兴市场里也需要了解所处的这个国家。新兴市场相比那些发达市场发展得更快，并且在未来几年仍然会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新兴市场代表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独特的机会，那里的商学院可以在商科教育方面取得一些飞跃性的发展，我想用两个部分跟大家更好地讲一讲我说的内容，并且给大家一些具体的例子。


    首先是关于赶上的必要性，现在中国的商科教育往往只有很短的历史，不到三十年的历史，我们在过去学到了很多国际的经验，并且要从发达国家的商学院那里继续学习，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商学院那里学习，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是处在落后的位置上。虽然我们在过去十年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我们仍然是处在一个落后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必须要赶上。


    现在我想谈一谈研究和教育项目，先讲讲研究吧，我并不是指基础研究或者金融管理，还有经济学方面的基础研究。即使是在新兴市场的商业以及金融方面的研究，现在在一些学术期刊上鱼鳔的文章对于我们乃至对于中国的商学院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过去的十年专业的研究和案例的研究在SCI和ICI上发表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在中国经济以及商业实践方面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在质量方面虽然有所提升，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提高，比如每一年商学院做了很多的案例研究，但是因为质量并不是特别好，所以很少在商学院得到采用，我们也有很多哈佛商学院的案例，虽然跟中国的实践是有所区别的，所以我们需要赶上，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赶上的初期阶段。过去我们在清华大学只做了10个案例研究，这些案例研究的哈佛质量和哈佛商学院的案例研究的质量是可以抗衡的，但是只有10个，我们有一位来自哈佛商学院的副院长在领导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人在关注中国的新兴市场和中国的发展，但是我们的案例研究并没有赶上，而且我们也并不知道它背后的原因，我们现在知道一些本地机构的文化情况，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文化如何起作用，即使我们知道了这些机制以及原理，但是我们还不能和全球沟通这些事情，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研究上追赶上去。


    谈到教学，现在我们的差距是有的，对于中国的一流大学，比如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我们的教学项目是很不错的，因为我们有非常优秀的本科生的生源，我们还有最高分的学生进入我们的教学项目里面学习，他们被中国的一流大学所录取。很多学生能够进入经济学院或者管理学院学习，在中国也有很多高分学生并没有选择法律或者医学作为他们的专业，而且现在科学和工程并不像以前那么热门了，金融经济管理都会变成最热门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能够从高中那里录取到中国最聪明的学生，其实这跟录取的机制是有密切关系的。另外我们本科生的课程设置在过去几年有所进步，而且我们还有技术内容，包括国际金融经济等等内容能够容纳到我们的课程设置当中。但是考虑到自由这样一个真谛，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包括沟通、批判性思维和推理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加强的，也是很多之前的演讲嘉宾提到的。清华大学有着叫做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这样的专门课程，现在仍然是最热门的课程之一，有很多的学生从中国毕业以后就到欧洲和美国的商学院进一步进修，现在虽然还有一些国外的学生从国外的国际金融毕业之后来到中国学习，但是这些学生还是很少的，而且我们毕业生的数量也有非常大的发展，现在的毕业生每年超过了3万人，不管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向国际学习。清华前几年出了MBA的课程，结果也不错，但是我们在过去的5年里，如果我坐在清华MBA的课堂和哈佛商学院的MBA课堂上会有非常明显的感受，我们还差得太远，需要做很多事情才能赶上。


    我还想讲一讲飞跃的可能性。现在新兴市场的商科教育需要追赶那些发达国家的商科教育，而且我认为追赶和飞跃并不是一个现象。我认为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赶上和飞跃同时实现，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在中国的EMBA教育，Quelch刚才讲到在中国的EMBA教育，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现在距离2002年已有10年，中国也举办了EMBA教育的10周年，现在EBMA的毕业生数量，不管是总体数量还是单一学校的毕业生数量都是非常多的，我们今年的招生数量是非常高的，虽然受到了政府的一些限制，而且中欧商学院的招生数量是我们的两倍。不光是学生的招生数量，包括学生的质量都是很不错的。中国的EMBA学生一般是在30-40岁左右，而且他们并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作为中层的管理者，他们一般是40多岁，并且他们愿意付很高的溢价去读EMBA学位，而且EMBA的学费在中国是非常高昂的，对于中国的很多顶尖商学院都是最大的收入来源。除此之外，中国的EMBA也在被全球机构越来越认可，《Financial Time》发布了全球EMBA排名，他们有9个关于商科教育的评分项目，在这9个项目里我们有6个项目都有中国商学院的排名，并且在其中的很多项目上都可以看到中国商学院的影子，有7个EMBA的项目也参与了排名，顶级的10个EMBA项目其中有3个是中国的，清华在全球是排名第四的，这是一个联合办学的项目，事实上这是在所有排名当中中国商学院取得的最高的名词。中国EMBA项目可能是目前在商科和管理方面唯一的一个取得卓越地位，并且取得世界认可的项目。


    为什么EMBA可以做到这一点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现在发展得非常快，企业也发展得非常快，从而推动了中国商科教育的发展，很多高级管理人员在年轻的时候，比如现在40多岁，在他20多岁的时候没有机会来学习MBA课程，所以他们希望得到这样一个学位，从具有良好声誉的学府那里得到这样的学位，并且学到知识。二是供应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学校也把这个市场作为一个机会，充分地发展他们EMBA的项目，并且他们利用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优势来融合国际方面的思维，建立合作的EMBA项目。而且EMBA的学生也能够得到一些独特的知识。我们在清华为EMBA学生提供独特的课程设置，并且在毕业之后还给他们持续的服务。现在我们有28个不同的EMBA校友组织部分，他们散布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已经有了强大的校友组织，而且这些项目都是行之有效的，可以帮助大家发展。除此之外，EMBA也是一个终生学习的机制，我们会有不同的形式进行办学，另外还有很多世界级的合作伙伴，他们有很多实践性、创造性的想法都会从商学院传递给我们。


    我们的学习是通过科技进行推动的。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我们也会越来越多地使用这样一种科技方式。比如在肯尼亚的增长已经超过欧美了，这也意味着对于新兴市场在技术方面同样可以引领世界。另外对于中国和亚洲地区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IT技术方面，无论是从大众还是从高层领导很多都是工科的背景，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也能够跨越式地发展。在我们EMBA的研讨会上我们也是使用了这样的设备，这看起来像一本书，实际上这是一个i-Pad，它的封面其实就和一本教科书的封面一样，但是可以看到里面有我们所有的课程，我们称之为i-EMBA。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推出了新的学习方法，为我们的EMBA学生提供教学。这也是专门为清华EMBA的学生设计的，不仅仅是可以通过无线来下载所有的资料，我们的学生也可以通过上网的方式相互进行交流。通过这些科技的支持，我们相信所有教育的项目都能够更好地推行，包括我们EMBA的学生，EMBA经常需要用手机出差，所以他们平时需要携带这些教材会非常困难，所以通过移动的方式就非常简便。这并不是意味着所有新的科技都是有效的，就像今天演讲当中就没有PPT，完全是纯粹的演讲，我觉得这样也同样可以行之有效。谢谢各位的聆听。


    吕巍：谢谢钱教授。不仅仅是要能延续下去，而且也发展得非常好。


    嘉宾：我是来自荷兰商学院的Merry，我非常喜欢Meyer先生的演讲，刚才您跟我们分享了你们在新加坡办学当中的例子，因为现在有些商学院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刚才你讲到了我们创新的变化，根据您在全球的经验，对于我们的高管来说，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如果我们要根本性地改变我们商学院的教育，不仅仅是增量上的改变，最根本的改变应该是什么？


    Arnoud De Meyer：其实我并不教战略管理，只是教一些基本的管理课程，在座的各位在这个方面都很有经验。新加坡管理大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机构，也有很多年轻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应该说是有更少的既得利益和负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是非常幸运的。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你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对我来说我现在遇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非常年轻和有活力。另外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愿景，在我的全球经验当中我是一直希望把我的愿景和我们的老师、学生和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交流，我们希望让他们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让他们相信我们的方向是可以实现的。师资力量本身就是老师之一，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管理者，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校长，未来也会有新的领导人，所以作为老师，我也要让别人知道我是愿意进行改变的，与此同时必须要给相应的资源让大家来做一些实验。对于教学者来说，我们要同意，也愿意接受一些失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有更多的资源让他们尝试新的东西，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非常成功，这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新的尝试。有的时候我们失败的实验也会有一些，但是没关系，我们会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刺激这些改变。刚才很多嘉宾讲到了科技的运用，其实我们也是用了很多的科技，很多也不是非常管用的，所以我们要持续地投入我们的资源，而且我们要容忍这些失败。另外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跨学科的，其实对我本人来说我们都是单一学科的学习，这样的学习严谨性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应该进行更多的开发。我们要向跨学科、多学科发展的话，对于我们年轻的老师来说，他们还是要在这个领域当中多探索一点，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挑战之一。我们的师资也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应该说这种非常小心翼翼和认真仔细的管理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逐步发生变化。对于我们的CEO，对于一些国家领导人来说，并不是说所有的权力都要下放，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是高瞻远瞩的，对于我们的商学院来说，我们要非常明确、非常小心翼翼地进行管理。


    嘉宾：我是来自伦敦的John，刚才说到有很多学生应聘，在1000个学生当中只招收700个学生，他们第二年会不会再次申请你们的EMBA的课程，还是会到其它学校申请？还想问一下钱教授，你们EMBA学生当中使用i-Pad的比率有多少？有些学生可能会给他们的秘书去用了，而不是他们自己。


    John A.Quelch：我们对于我们招收的每一位EMBA学生都会进行认真的审查，会有面试的过程，也会有测试的环节，所以应该说我们要选择具有竞争力的学生。对于你刚才说的问题，有一些学生确实会参加我们其它EDP的课程，还有一些没有被我们录取的学生会到其它学校参加EMBA课程，我们也知道其它学校的课程也是非常好的，应该说有30%-40%的学生如果今年没有被录取的话在接下来的两年当中还会再次申请。


    钱颖一：其实我们是在上个月刚刚开始使用这样的模块，下个星期我就会教授这个课程，所以下个星期就可以告诉你他们喜不喜欢这种方式。其实我们是希望停止发放这些纸质教材的，所以他们必须采用这种方式。


    嘉宾：我是来自《新民周刊》的记者，请问Sally教授，现在在中国EMBA的学费越来越贵了，也有超过8万美元的EMBA课程，相当于50万元人民币，您觉得这样的课程怎么样？


    Sally Blount：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有5个EMBA课程，根据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价位，我们也会非常敏感，需要确保我们在当地有足够的竞争力，在美国EMBA学费大概是13.5万美元，当然，我们一些联合的学费没有那么贵，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学费就有点不同，我们也会对于价位比较敏感的学费进行考量。


    吕巍：就像Sally所讲的，现在高端的商学院来说也在考虑如何在学费当中取得平衡。上午的环节到此告一段落，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所有演讲嘉宾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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